因此，筆者贊成懲處失職員警，但是對於政府高層與媒體有意無意忽略整個生態文化的問題，卻深感不以為然。具體而言，如果媒體報導該百家樂賭場每十天賄警一百萬，筆者懷疑「政治高層」十天的「獲利」起碼千萬。不能只拿警察開刀，卻不深入探討解決這些深層的結構問題。因為，警察站在執法的第一線，上有警政高層、檢調高層，以及政治高層，在層層監督或壓迫下，員警擔負的風險較高，政治高層因係間接相關，風險相對較低。或者，在這種層層節制的官僚體系運作下，可以合理推測，這問題不是員警可以隻手遮天。甚至筆者質疑，到底在警察上面的「政府高層」，為不良生態文化作了多少努力？

根據媒體報導，該賭場係國內某大幫派主導而且盤根錯節，也就是說，該賭場長期就已存在。大家對於地方政治的生態文化心知肚明，少數縣市議員就是靠著包賭、包娼發跡。目前政府政策是禁賭、禁娼，但又有實際的市場需求，這些議員靠著其「政治特權」創造其與賭色的關係，再運用這層關係鞏固其政治版圖、人脈與利益。因此，經常可見的是，這「少數」的議員經常會運用其政治影響力，以威脅或利誘的方式，阻撓政府相關部門（檢警）的查緝，同時引誘查緝單位成為利益共同體。就因為這種環環相扣的「食物鏈」，加上賭博與色情一直都有市場需求，這些見不得天日的事業才能永續存在。

組織犯罪所以能夠永續經營，其維持與「政治高層」良好關係是關鍵因素。因此，除了「政治高層」應重視這政治生態的問題，我們對政治高層也應有更進一步、更透明的監督。